今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总体上来说已经逐渐改善。美国经济相对平稳，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意外下跌，但随着终端消费需求改善，私人部门投资回暖，内生增长动力增强，第二季度之后经济增速可能回升至2%以上。与此同时，全美失业率降到2001年以来的最低，强劲的数字继续描绘着完全就业下的经济好转。
在全球经济趋于好转的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转变，逐渐进入了货币收缩时代。6月，美联储开启年内第二次加息，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可以预见下半年还会有一次加息，而且在今年年末美联储可能缩表。与此同时，欧洲已有收紧货币政策的意向，日本也不会例外。不过，这种温和的收缩和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只要整体经济活力丧失到一定地步，例如，比较严重地影响到就业，那么货币当局就会再次释放大量的流动性，甚至重新回到QE时代。
发达国家由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转向加息和缩表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极度宽松和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全面、系统地退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将会显现，并将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带来扰动。中国下半年可能又会面临2015年年末至2016年大半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大于上半年。
不过，在中国资本流出审慎管理持续、债市汇市和股市开放稳步推进，以及逆周期调节因子在中间价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较为有限。人民币汇率可能进入一个阶段性双向波动、没有明显升贬趋势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人民币汇率预期基本平稳。在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空间受限、欧元可能震荡上涨的背景下，CFETS人民币汇率可能保持继续低位震荡。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在很多经济体内，都出现了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的现象。这并不奇怪，根据市场主流意见判断，虽然在短期内利率会攀升;但从长期来看，利率继续维持比较低的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个时代里，全球主要经济体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高通胀或许是比较难出现的。各种货币的利率也会长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相对于二战后的平均利率水平来说)。长时间的较低利率会对各类资产的估值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受影响的应该就是债券和股票。
如果翻开证券从业者的历史，会发现1930年到1940年期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阶段。当时，投资银行的资产规模都小得可怜，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可支配资产还不到2亿美元。相应的，证券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很低。据记载，当年的华尔街经纪人要通过纽约市政府调整全市最低工资标准，才能把平均收入提高到每小时30美分，以保证他们可以勉强活下去。
造成证券从业人员这种惨状的原因是当初的金本位货币体系。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成本很高，相比股票更值得相信的是政府债券。著名的投资家本杰明·格雷厄姆给他投资的股票确定的危险标准是市盈率8.5以上的股票，这大概是当时股票估值的平均水平。
到了信用本位时代，利率总体来说变得更低，投资者也更喜欢追求风险。权益风险类投资品的估值也越来越高。现在，华尔街对股票的估值几乎比格雷厄姆时代翻了一倍。这种趋势在以后的温和紧缩时代应该还会继续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明显的应该是欧洲市场。随着欧洲经济黑天鹅风险下降，民粹主义势头趋弱，消费者信心指数、投资信心指数和经济景气指数整体上升，欧洲经济有望进一步复苏。但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仍将持续发酵，会给欧盟和英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而在亚洲的新兴市场，情况可能有些复杂。问题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内地市场。随着所谓“新常态”的延续，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的可能性较大。从中期来看，商品房销售、土地成交、建设开工、资金来源等相关指标均可能有所走弱。
此外，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难有明显松动，对热点城市维持严控，市场需求在政策高压下将趋于观望，成交同比回落态势可能延续;政策驱动下的三四线楼市预计有望维持阶段性稳增，对总体销售形成一定支撑。
与此同时，房企各主要融资渠道的限制或收紧，将使到位资金增速继续缩窄。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自第二季度见顶回落步入下行阶段，在土地购置和去库存政策的对冲下，开发投资增速下降也将减缓。
受房地产交易、价格和投资回落，融资成本上升和金融业增速放缓以及阶段性补库存走向尾声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下行压力。鉴于流动性明显收紧和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上升，乃至于银行贷款利率亦已开始上升，这种压力也将保持一种温和的态势。
在下半年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金融宏观调节有必要开展具有维稳性质的操作，实施积极及时地适度对冲，减缓融资成本上升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